今天是2018年11月16日,欢迎您光临中国毛体书法家协会官方网站。

  • 热门标签:

当前位置: 主页 > 理论探索

毛泽东独创新体的书法艺术

时间:2013-12-12 05:54:35 点击:4099次

                       毛泽东独创新体的书法艺术

                                                                李奕明


      1959年,毛泽东视察济南,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陪同毛泽东去郊外看一座寺庙里古人留下的墨迹,由此,两人谈起了书法。毛泽东说:“我练字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第三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第四阶段是进北京城以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
    毛泽东把自己的书法分为4个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从方便研究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应合为一个阶段。理由:一是毛泽东的书法与他从事的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分不开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个完整的阶段;二是正如毛泽东自己说的“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的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如果把这一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或阶段,就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三是从建党到抗日爆发这一时期,有关毛泽东书法墨迹中收集到的几首诗词,虽然是那个时期作的,但都是建国前后重新书写的,已经超出了那个时期的书法水平。所选的几封书信、文稿、题词,从书法的角度看,与1938年后,1949年前的书体、书风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应看作是探索时期的前期作品。
    综上所述,我认为毛泽东的书法应分为三个时期(阶段):第一时期为循古筑基时期,1921年以前;第二时期为探索风格时期,从建党至新中国的成立;第三时期为登峰成体时期,建国以后至晚年。
    下面我们就分这三个时期,来寻觅毛泽东书法实践的足迹,探讨“毛体”的形成。
    第一个时期:循古筑基(1902年至1920年)
 毛泽东诞生于1893年12月26日。?8岁前有5、6年时间是在湘乡县唐家坨外婆文家度过的。文家文化氛围较浓,亲戚中不少人有古文功底和书法基础。长毛泽东9岁的表兄文运昌,毕业于湘乡师范,任过小学教师和中学庶务,古文和书法功底都不错。毛泽东在外婆家读书、写字,均以表兄为师。毛泽东的二舅文玉钦,孝友传家,又懂古文、书法,对毛泽东的成长极为关注,连书法大字范本,都是亲笔书写。毛泽东少时接触的古代名人法帖,大多是在文家见到的。
 1902年毛泽东8岁的时候,父母把他从外婆家接回,送进韶山私塾读书,之后又先后转读6所私塾(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直到1910年,除去中间2年在家务农外,一共读了6年私塾,这就是毛泽东自己概括的“6年孔夫子”。这6年他除了读好启蒙国学经典书籍以外,就是学会用毛笔写字。有人撰文介绍说:“他的学习方法很放任自由,诸如填红蒙字,他总是不填不蒙,而是自己放手去写,他写的毛笔字比其他同学照填照蒙出来的字还要好得多。这期间,毛泽东虽有2年休学在家,但却没有荒废学业。他白天下地劳动,晚间读书,为父记账。对毛笔字书写兴趣越来越浓,书法基础也打得更加扎实。
    1910年秋,毛泽东请来舅父、表兄以及族亲当说客,最终说服父亲让他到湘乡县新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他挑着书箱、行李,随同表兄文运昌再次通过一条道,来到唐家坨,并前往几十里外的东山小学。这是毛泽东真正意义上第一次走出韶山冲,外出求学。他的入学文章《言志》,是以工整清秀的蝇头小楷书写在十行纸上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代书风对他的影响。这篇文章很受该校国文教师袁仲谦的赞赏,并破格录取了这位异乡学生。在这所学堂里,毛泽东接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思想的政治启蒙。他从表哥文运昌那里,借来一本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日本刊印的一本《新民丛报》的合订本,读了又读,并在《新民说》“论国家思想”处,由感而发,写了一段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
家……”这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墨迹,当时学校师生已经戏称毛泽东的字为“兰亭体”了。
    1911年春,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东成绩优异,贺老师愿意带他前往读书。他第一次坐轮船到长沙,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毛泽东在这里大约读了半年书。这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湖南成立军政府,毛泽东投入长沙革命军,当了半年列兵。之后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读了半年书,后退学,寄居湘乡会馆,到省立图书馆自学。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5年制的第四师范,第四师范后来合并到第一师范。从此毛泽东开始了求学和革命实践道路上的最重要一段历程,毛泽东书法也正是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传统国学根基。
     当时的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有一批国学、西学功底颇深的教员,如杨昌济、王季范、徐特立、袁仲谦、方维夏、黎锦熙等。校内学风甚浓,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也极严。以书法习字为例,毛泽东所在的本科第一部从预科到本科一、二年级,每周有习字课2节,并规定:“习字科多习正楷”,“务求劲端秀丽”。“矫正执笔、运腕及各种姿势”。“购备碑帖,宜习隋碑”。“下笔不可率易,务求使转分明”。一师的课外学友会,也对书法有明确要求:“凡楷书、行书、草书等普通书法必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里受到了严格的书法基本功的训练。
     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他几乎天天练碑帖,书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现在的湖南一师还保留着1张毛泽东1915年2月24日的“还书便笺”,用笔严谨,又有开拓,可见他那时已经有了相当功底。
    毛泽东十分推崇徐特立老师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养成了读书记笔记的习惯。他当时记的笔记很多,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一本,是一个9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头毛泽东把他题为《讲堂录》。这个本子是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是随其它笔记本一起存放在韶山老家的。1929年国民党反动派到韶山抄他的老家,族人把他存放的笔记本和书籍点火焚烧。一位私孰先生看见了,抢出了这个笔记本,为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早期书法提供了宝贵资料。毛泽东手抄的屈原《离骚》,小楷手迹,多被书法理论界推崇,称其为:“工整秀逸、圆熟浑成。”“沉着痛快,磊落嵯峨。”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4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楷书行笔,大器苍劲,字字铿锵,力透纸背!
     也是这年5月,与毛泽东要好的易永畦同学病逝。5月23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以极其沉痛的心情为他写下40行五言古风挽诗:“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这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的最早诗作的墨迹。
    1917年暑期,毛泽东约萧子升外出“游学”。他俩带上的“盘缠”就是“文房四宝”。历时一月,走了900里路。每到一地,就给乡里的土财东写上一两幅字,换点糊口钱。这可能是毛泽东唯一的一次写字换钱的体验。
    1918年8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后,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来到北京。因没有生活来源,经杨昌济介绍,在李大钊任职的北大图书馆里当了一名月薪8元的助理员。这期间,他接识了许多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和蔡元培、胡适进行过座谈,听过李大钊的演讲,还见到了陈独秀。1919年4月毛泽东因母亲病势危重回到长沙,后经周世钊推荐,在一师附小任历史教员。这个时期,他结识了对他书法颇有帮助的良师益友孙先生。
    孙先生是我国现代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当时他受聘在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经常去听他的课,由此二人相识。孙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毛泽东登门求教。孙先生教毛泽东要练好楷书,还要懂得章法。他从笔架上拿下一管狼毫,给毛泽东写下28个字:“疏密大小 长短 粗细 浓淡 干湿 远近 虚实 顾盼 错落 肥瘦 首尾 俯仰起伏”。毛泽东把孙先生写有这28个字的纸条揣进口袋,从此认真琢磨,开始练起楷书来。平日批改学生作业和给朋友写信,都是一丝不苟的楷体,读书所作的笔记和书页天头所作评语,也都是写的蝇头小楷。    ?整体来看毛泽东早期书法作品,是以楷书为主,亦兼有行书。有人根据一师提倡“宜习隋碑”,推断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受随碑影响较大。亦有人认为,毛泽东受楷书大家欧阳询影响最深。欧阳询是长沙人,唐初书法大家。毛泽东早年的墨迹,如《还书便笺》、《讲堂录》、《明耻篇》、《离骚》、《商鞅徙木立信论》等,有楷有行,行楷相间,与欧阳询的楷书《九成宫》和行书《张翰思鲈帖》的用笔结体都有一脉相承的痕迹。还有人认为,毛泽东早期书法是学魏碑楷书,如毛泽东写给罗学瓒明信片,《夜学日志》,是十分工整的魏碑楷书,《明耻篇》是颜体。笔者认为,毛泽东求知若渴之年,其书法正是打基础时期,对前人的书法成就,广而纳之。清末民初,正是碑、楷盛行的年代,这些自然都会对毛泽东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个时期:探索风格(1921年至1949年)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28年是中国革命经过艰难探索直至取得辉煌胜利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书法进行不断探索直至形成独树一帜风格的时期。
    1921年至1936年是中国革命处于曲折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党内斗争、国共分裂、南昌和秋收起义、井岗山斗争、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社会动荡不安,毛泽东东奔西走,戎马倥偬,居无定所。这个期间毛泽东几乎没有时间研究书法,现在能够找到的毛泽东的手迹,只有少量书信和题词。如:1923年9月28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信;1934年1月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的题词;在反“围剿”时鼓励红军的题词;1936年10月5日致张学良的信;1936年11月2日致许德珩等的信;1936年致林彪的信等。从这些保存不多的墨迹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毛泽东的书法已经逐渐摆脱了过去所研习书体形式的束缚,展露出毛泽东追求个性化自由书写的志向。
    1936年以后,红军长征结束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国共实现第2次合作,抗日战争开始,毛泽东坐阵延安,相对有了稳定的住所和时间。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就像他探索革命道路一样,才真正开始了他的书法探索。这期间有关记载毛泽东与书法的资料也多了起来。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一位青年作家把从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到的4册名著及《石索》、《三希堂法帖》各2卷,带到了延安。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把他引荐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相迎,待如嘉宾。青年作家十分感动,便从挎包中将那几件“宝贝”掏了出来,要送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正要伸手去接,不料却被一旁的朱光抢先夺了过去,说:“见面分一半。”毛泽东不肯。最后在青年作家的调解下,两人各分一半,毛泽东得到了两册名著和《三希堂法帖》。有关资料介绍,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还把这本法帖带上,可见他对这本法帖的喜爱。
    除了这本法帖,毛泽东身边还有一些晋唐小楷等书帖。经常翻阅,心记手摹。有时也跟人谈论书法,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写我的体”。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和他的秘书师哲谈起书法时说:“各个体我都研究过,各个体都有缺点,我都不遵守,我都看不上,我写我的体。”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把毛泽东的书法称为“毛体”的最早由来。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各个体“我都看不上”,不是藐视古人的书法,他看不上的只是各个体的“缺点”,不赞成对某一体的死临死摹。后来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还说过另一段话:“学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完全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有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这就更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倡导书法要学古人的精华,要胸纳万有,溶古创新,走自己的路,写出自己的风格。
    这一期间,毛泽东的书法墨迹颇为壮观,大多是为党和军队写的报告、文稿、命令、书信等。书写自作诗词并被人熟知的只有4件:
 1936年11月,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逃离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的南京,来到陕北保安。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出席了。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她毅然答道:“当红军”。毛泽东说:“好啊!”不久,她就随红军来到陇东前线。在庆阳,丁玲收到了毛泽东用电报发给她的欢迎词《临江仙》。1937年初,丁玲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又亲自抄录了全文送给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临江仙.赠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30日,柳亚子到毛泽东驻地“桂园”探望毛泽东。9月6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回拜了柳亚子。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四十多天中,与柳亚子时有诗、信往来。柳亚子为给其亡友林庚的《民国诗选》征集名篇,于是想将毛泽东的《长征》诗收入其中。他持手抄本请毛泽东校正,毛泽东不但勘误了《长征》诗在传抄中出现的错字,而且将1936年2月写的那首千古绝唱《沁园春.雪》,用18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便笺,书写出来赠给柳亚子,并附有一信。柳亚子接到毛泽东派人送来的词和信,发现词是写在信笺上,没有上款、下款和印章。第二天他夹着一本册页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册页上又重新写了《沁园春?雪》。柳亚子请毛泽东盖章,毛泽东说:“我没带印章”。柳亚子告辞了毛泽东,找青年篆刻家曹立庵挑选两块珍藏的寿山石,连夜刻了一枚白文“毛泽东印”和一枚朱文“润之”石章。在“毛泽东”三字的落款处钤上。这是我们至今见到的唯一钤有印章的毛泽东书法作品。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首词在《新民报?晚刊》上一发表,立即在重庆的文坛,特别是政坛上引起强列的震动。根据蒋介石的授意,重庆的一些报刊,连篇累牍的发表批判文章,有的甚至刊登漫骂式和词。国民党宣传部门私下组织了一些舞文弄墨之士,试图写出一首超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的名义发表。可是策划半天,最终拿不出来象样之作,只得悻然罢手。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郎在自己的著作中评述了这件事,他说:毛泽东写的这首词“震惊了中国首都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历史不强求每一位重要人物都具有诗人的才华,可是历史更钦佩一位伟人具有创造风骚的手笔。重庆谈判成功与否已经不重要了,毛泽东犹如神助,他竟能写出这样一首让敌人胆寒而又文采四射的千古绝唱,并且偏偏等到9年后的重庆谈判时发表,就已经预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然取得胜利,国民党及其蒋家王朝必将灭亡!难怪毛泽东后来曾自豪地说:我是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的。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打过长江,4月23日南京城解放了。毛泽东在喜悦之中,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雄浑豪迈的诗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关于这首诗还有个故事。毛泽东当时在喜悦和激情中一挥而就,写下这首诗后,似乎觉得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境,由于当时正是日理万机的时刻,来不及细敲,就随手扔进废纸篓里去了。他的秘书田家英看到了,随手拣起珍藏起来。1963年,毛泽东70岁,要亲自编定一本带总结性的诗词集。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63年版”的编辑全过程。1963年11月的一个晚上,田家英对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逄先知说,他家里还有一首毛主席的诗。于是他就开始背起毛主席的诗句,让逄先知一句一句记下来。诗的抄件送交毛泽东时,田家英给毛泽东附了一封短信,说这首诗是主席在香山作的。毛泽东看过以后,哈哈一笑,说:“哦,是有这么一首,我都忘记了。”这首诗经毛泽东同意,就选进了1963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我们现在看到的诗中的第7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出自唐朝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毛泽东原诗写的是“天未有情天亦老”,毛泽东把“若”字写成“未”字,应是笔误。“文革”期间,大量印制毛泽东诗词手迹,康生曾给毛泽东写过一个报告,请示正式发表前书写的诗词,与发表后文字有出入的,可否做些技术处理。毛泽东同意了。
     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因为这之前的3月28日,柳亚子写了一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发了一些牢骚。柳亚子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应邀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因接待无小车保障和未被列入中国文联理事名单等,感觉自己受了冷遇,心中不快。毛泽东一个月后写了这首和诗,劝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首诗打破传统竖写惯例,从左至右横列书写。这种书写方式,在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为数不多。与《临江仙.赠丁玲》写法一样。但从字和章法上看,则显得更加老练成熟,风格基本形成。
     这里还应提到毛泽东另外的几首自作诗词。如:1942年写的《五律.挽戴安谰将军》,有墨迹,但不被人熟知。1945年写的《七律.有田有地吾为主》,是在重庆谈判期间口头吟出,后被人传抄。1947年写的《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都是在陕北转战期间所作,均未见有墨迹。
     毛泽东还书写过一些古诗词,但为数不多,也不为人熟知。如在延安时曾书写杜牧《题项羽庙》诗,赠给杜冰坡先生;还给陈嘉庚、丁玲书古诗相赠。1949年5月,柳亚子拿来一本《羿楼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手书谢灵运、薛道衡、苏轼的诗句:“池塘生春草。宫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并题“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念。”毛泽东将不同诗人的诗句题书在一起,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毛泽东的题词在这个期间就比较多了。比较有影响,且在书法上有代表性的有:1938年5月为《论持久战》题写书名;1938年6月为抗大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1939年12月为悼念白求恩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0年4月为儿童节的题词“天天向上”;1942年4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3周年题词“准备反攻”;1942年为拍《南泥湾》影片的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3年为抗大题写校训“实事求是”;1945年9月20日(重庆谈判期间)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1948年7月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949年9月23日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等等。
    纵观毛泽东书法第二个时期这28年的大量作品,可以看出毛泽东从摆脱过去研习的书体形式开始,到基本确立自己独特风格,一直是处于探索之中。每一年甚至每一副作品都在变化,都在完善,都在追求。这个时期他的书法的基本特征,以楷书和行书为主,字体大小变化丰富,有时笔实墨沉,有时锋芒毕露,笔划夸张,无拘无束,布局自然舒朗。结体以右耸左展的“左斜”形态为主。3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探索把字的重心往右挪动,呈“右斜”形态,但这个探索时间不长,大概到1942年就开始往左斜了,这一点我们从2幅作品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一幅是1941年1月31日《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字体是右斜的;另一幅是1942年4月17日《致欧阳山、草明》的信,字体是左斜的。这两封信,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书法结体由右斜向左斜探索的转折点。之后,这种左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直延续到建国前夕;即使建国后,毛泽东的字形归正了,但仍然可以在一些字中看到左斜的痕迹。这反映了毛泽东在书法探索中有个审美认识的扬弃过程。

     第三个时期:登峰成体(1950年至晚年)
     建国以后,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但始终对书法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建国之初,我们现在见到最早的毛泽东自作诗词书法作品,有两幅,都叫《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幅是1950年10月写的,另一幅是1950年11月写的。1950年10月,全国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首都北京举行盛大庆祝活动。10月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庆祝晚会上,由好几个民族文工团演出少数民族歌舞节目,毛泽东和柳亚子出席观看。毛泽东兴致很高,请柳亚子先生即席赋诗。柳当即填了一首“火树银花不夜天……”,歌颂毛主席,歌颂民族团结。看了柳先生填的词后,毛泽东当即就和了一首“长夜难免赤县天……”。同年11月4日和5日晚,中央戏剧学院在怀仁堂演出歌舞剧《和平鸽》,柳亚子应邀观看,感动之余,又填写了一首《浣溪沙》“白鸽连翩奋舞前……”。毛泽东看后深为柳先生爱国热情和正义精神所感动,又恰值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捷报传来,于是又写下了“颜触齐王各命前……”这首和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连续两次填词和柳亚子,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亲密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喜悦心情。从这两首词的书法作品来看,正如毛泽东说的:“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就欢快飞动了。”
     这两幅作品的书写时间应该和填词时间是一致的,如果有时间差,也不过几天的事。这是毛泽东建国以后诗书并行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但大都集中在1936年长征以前和建国以后。长征以前作的诗词,不少都是在马背上吟出来的,由于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当时无法把它们变成书法作品。建国以后就不一样了,毛泽东的自作诗词,大都是随作随书。除了这两首词外,还有1954年作的《浪淘沙.北戴河》、1955年作的《五律.看山》、《七律.五云山》、1956年作的《水调歌头.游泳》、1957年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1958年作的《七律.送温神》、1959年作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1961年作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卜算子.咏梅》、1963年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等。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爱书法,也把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加以肯定和倡导。50年代,文艺界不少人是不把书法当作一门艺术的。理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绝大多数国家是没有把书法列入艺术门类的。因而相当长的时间内,书法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毛泽东知道后,责问文联领导:“多一门艺术有什么不好?”1956年在筹备新中国第一届书法展时,铁道部原部长、书法家叶恭绰恭请毛泽东题写展标,毛泽东谦虚地回答:“为书法展题词,甚难著笔,以不写为好。送上所书《沁园春.雪》词一幅,当作品展出。”可以想象,毛泽东送作品参展,这对当时的书法界将是多么巨大的鼓舞!之后,当毛泽东了解到文艺界对书法是不是艺术还有不同看法时,就对老朋友周谷成说:“写书法有什么不好,他们也有意见?”在他晚年的时候(1972年),还不忘提醒人们:“学一点书法。”
      在肯定倡导书法这门艺术的同时,毛泽东更加重视书法艺术的研究和实践。1955年以后毛泽东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陈秉忱回忆说,遵照毛泽东指示,经他亲自收集的各种字体法帖和千子文就有30多种。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说:“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之后田家英就向故宫博物院一次为毛泽东借了20件古代书画作品。其中有8件草书,包括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等人的书作。毛泽东逝世后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所存的拓本及影印本碑帖就有600多种,看过的有400多种。“二王”帖,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他时常披阅。读帖是毛泽东研究古人书法的重要方式,他一边看,一边用手指在空中比划,很少有人看到他照帖临写的情景。即使他也写过《兰亭序》,但那也是他自己的手笔。他还时常跟身边人谈论如何读帖练书法。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韩桂馨写过一篇文章,叫《毛主席热爱书法艺术》,其中有一大段就是谈毛泽东怎么教她读帖的。毛泽东说:“第一要多看帖,第二要多练习。写多了就熟了。”“你要反复看、反复记。等到帖的内容能够快记下来时就更熟了。”“记字的结构、造型、行笔、章法。”“对字帖要学它,又不全学它。学得又像又不像,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这些话无疑是毛泽东学帖的经验之谈,即使今天,对我们学书人也是十分有用的。
     毛泽东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读帖是为了书写。毛泽东把书写当作休息。每天工作一忙完就写字;有时工作到深夜,睡不着觉,也写字。他写字对笔墨不怎么讲就,用的纸是工作人员准备的8k宣纸,或者干脆就用中办印制的信笺。所以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毛泽东书法的大幅作品。起初毛泽东还是写楷写行,后来就开始向草书发展。有人把毛泽东1958年写给田家英的信,作为毛泽东写草书的起始,这不完全对。其实毛泽东早就钟情草书了。最早的例子是 1956 年 12 月 29 日致周世钊(东园)的信,已经是一片化 机,满纸龙蛇了。只不过到了58年毛泽东对草书研究的兴趣更浓,致田家英的信,公开表明了他誓攻草书的决心。从而,他直取张旭和怀素。 学张旭的典型例子,是手书陆游《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字势连绵,一片烟云,中锋建骨,侧锋生姿,意笔相从,豪迈飞动。学怀素的书例,是手书李白《忆秦娥》(萧声咽),硬毫走笔,点画简约,连绵跌宕,雄奇超逸。从此以后,他手持长锋羊毫所书的精品,都是旭、素合一,化他神为我神。
 50年代末,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从纷繁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后,看书写字成了他的最大嗜好。这个时期,他写了大量古人诗词。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陈秉忱撰文说,建国以后毛泽东书写的古人诗词,现存中央档案馆的就有近500百首。长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短的只有一两句诗。有楷书,也有草书。其中不乏精品佳作。这期间,他开始重新书写长征以前自己创作的诗词作品。如:《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采桑子.重阳》、《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蒋桂战争》、《西江月.井岗山》、《沁园春.长沙》、《十六字令三首》等,几乎每一幅作品都反复书写多少遍,仅《七律.长征》我们就看到过7个版本。这些已经成为毛泽东书法历程中的极品之作。
 1959年9月,北京人民大会堂落成,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意见,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计、命名了会议厅。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决定,各省会议厅分别由各省、自治区自己设计布置。人民大会堂会议厅作为人民代表参政议政的场所,宁夏厅作为与外省区交流的一个窗口,广大干部群众都希望把宁夏厅布置得新颖别致,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在制定方案时,许多同志提出,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宁夏六盘山,并写下了光辉诗篇《清平乐·六盘山》,已在全国人民中广为传诵,最好的方案是用宁夏独有的贺兰石雕刻上毛主席亲笔写的这首词,再配上一幅毛主席长征过六盘山的画,这将是对宁夏回汉各族人民极大地鼓舞。这一方案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的批准和北京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的赞同。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负责布置会议厅的同志先后到中国军事博物馆和中央档案馆,查找毛主席《清平乐·六盘山》诗词的手稿。查了好几处,没有找到这首词的手稿,据说当年毛主席过六盘山时是在马背上吟成的,很难找到这首词的手稿。布置会议厅的同志十分着急,提出只能由自治区领导出面请毛主席亲笔书写。自治区领导感到为难。在这种情况下,自治区人委秘书长黑伯理同志想到了董必武副主席,他和董老熟悉,如请董老出面,可能毛主席会答应书写的。于是他给董老写了好几封信,交由董老的秘书转送。以后黑伯理到北京参加会议间隙,到董老家拜访,给董老带去了一方贺兰石砚,由砚谈到书法、诗词。并又一次当面拜托董老请毛主席书写《清平乐·六盘山》一词,还提出不仅把这首词用贺兰石雕刻后挂在人民大会堂宁夏厅,还可立碑于六盘山上。董老非常高兴地答应一定代为争取毛主席书写。之后,董老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主席:我受了宁夏自治区人委一位同志之托,他要我转恳你把你在六盘山作的清平乐词写一纸给宁夏,那里的同志将把他刻石立碑于六盘山上以留纪念。受托很久了,总觉得这样的琐事麻烦你太不应该。日前,宁夏来信催问,无奈,只得请你原谅,费神随笔一挥为盼!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你的诗词十九首中录出清平乐一词如另纸供阅,以省记忆!此致敬礼!董必武(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董老在另一纸上工笔录写了《清平乐·六盘山》一词。1961年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在开会之余,于9月8日书写了《清平乐·六盘山》一词。《清平乐·六盘山》词中有一句,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为“旄头漫卷西风”,毛主席书写时改为“红旗漫卷西风”。并复董老一封信:“必武同志: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顺祝健康!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董老从庐山回到北京后,就叫秘书打电话告诉黑伯理。宁夏的领导和干部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激动。立即派人动身赴京,取回了毛主席这首词的手书墨宝。宁夏日报社总编辑张源和摄影部记者米寿世精心将毛主席《清平乐·六盘山》6张16开宣纸手书墨宝拼成条幅,照像制版,于1961年9月30日首先在《宁夏日报》头版套红刊发,配发了编者按语,并发表了题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社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请银川市制砚刻字合作社工艺人员雕刻毛主席《清平乐·六盘山》的石屏。他们到贺兰山采石,并把石料运往北京,在德胜门外找了个地方开始雕刻创作。历时数月,将毛主席词的手迹《清平乐·六盘山》精心镌刻于褐色贺兰石板上,凹进去的字呈紫红色,用楠木作框,一幅长3米,宽1米的贺兰石屏,挂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宁夏厅。我们如今欣赏到的这幅“一九六一年九月应宁夏同志嘱书”的《清平乐·六盘山》,被书法界誉为经典之作。整幅作品气势磅礴,刚柔共济,字体瑰丽参差错落有致,笔势浩畅飘逸宛若行云流水。    1963年1月1日,郭沫若的《满江红.1963年元旦抒怀》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在广州读到郭的这首词,感触颇多,随后写出《满江红.和郭沫若》。这首词可以说是一篇声讨赫鲁晓夫之流的檄文,是共产主义战士增强斗志的冲锋号,也是鼓舞全国人民的宣言书。毛泽东对这首词十分喜爱,反复推敲雕琢,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5次将它创作成书法作品。仅1月9日他住在杭州宾馆里就先后写了2次。第一副作品赠给了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第2幅送给了当时也在杭州的周恩来。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有代表性的这首词的书法作品,是“1963年2月5日上午7时”书写的。这幅书法作品一面世,就受到全国人民的狂热喜爱。书法和词意达到了最完美的结合。毛泽东豪情万丈,放笔挥洒,纵横驰骋,气冲霄汉,创造出了一幅在中国当代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巅峰之作!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一个群众性的学雷锋热潮在全国兴起。同时人们也惊呼:“原来毛主席的字写得这么好啊!”一时间,全国千百万书法爱好者争相临摹,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军营的墙壁、板报、油印刊物上,到处可见毛泽东题词的临摹手迹。毛泽东一生特别是建国后,为单位、为个人题字很多。如:1951年8月为陕甘宁老区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52年3月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1952年6月为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5年6月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1957年1月为刘胡兰重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60年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题词“艰苦奋斗”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书法的精品之作。而惟有“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幅,已被世人公认,代表了毛泽东书法的巅峰水平。
    1964年10月1日,在新闻界乃至全国发生了一件有影响的事,《湖南日报》、《天津日报》、《新华日报》、《北京日报》4家省级党报,在同一天更换了毛泽东重新题写的新报头。这引起了一些政治敏感的人的猜测。这件事情的发生源自当年的7月29日,毛泽东连续给这4家党报重新题写了报头,并分别给这4个省市党的负责人或党报负责人各写了一封信,称原报头“写得不好”,要求在国庆节“改换为宜”。毛泽东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政治意图呢?笔者不这样认为。毛泽东书法历来求变求新,常常表露出对自己过去书法的不满意。60年代,毛泽东的书法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巅峰境界,怎么能容忍自己认为写得不好的报头,天天出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这里有个插曲,毛泽东为《北京日报》重写报头,不是一次成功的,而是写了两次。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给《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写了一封信,说“北京日报报头不好,应重换过。现写了多张……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8月28日范瑾写信给毛泽东,将毛泽东题写的报头制成小样送来审阅。9月25日,毛泽东在范瑾的信上批示:“……原写北京日报四字中有一二字似写得不好,今又写了一张,供你选择。”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题写报头是如何的慎重认真,追求尽善尽美!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是毛泽东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统计,毛泽东为军队、地方亲笔题写的报头、校名有百多种,采用撷字的方法拼出毛体字的报头、校名有600多种。这些经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校名,有的沉实秀逸、朴素潇洒;有的柔中见钢,顾盼有情;有的平正古朴,老辣持重。幅幅见神采,字字有生机,气韵生动,意趣盎然。
    1965夏,毛泽东直接参与了国内文化界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大辩论。这年6月,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推断现在存世的《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作,乃是赝品。文章发表后,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看了,不以为然,于是写了一篇《〈兰亭序〉真伪驳议》,与郭老争论。可是文章发出去了没有刊物敢发表,就把稿子寄给了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章看后要高作了修改,并应高的要求,写信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第二天就复函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日毛泽东也给郭老发去一信,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于是《光明日报》和《文物》均先后刊载了高的文章,之后郭、高二人再次发文辩论,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参与进来,由此引发了一场学术大辩论。这次辩论,为书法理论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
    1966年以后,毛泽东进入了生理上的晚年。由于身体原因和精力的转移,很难再见到毛泽东有新的书法作品问世,也未见书法艺术上有什么新的突破。
现在我们可以对毛泽东第三个时期的书法作个总结了。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书法从楷书、行书转入草书,字体由斜归正,章法由单一到多变,独悟天机,自成一体,书法艺术已经达到随意挥洒的超然境界。这个时期是毛泽东书法历程中最辉煌、最具代表性,而艺术上也达到登峰造极的时期。作为书法家的毛泽东,他从书法王国的传统中走出,从时代的风云里走来,一直走进书法王国的殿堂,为我们建造了一座现代书法艺术的丰碑!
    行文至此,笔者仍觉言犹未尽。常遐想:如果能够把毛泽东的所有书法作品装裱成一只巨型卷轴,当这个巨卷打开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什么呢?我们一定会看到:江河滔滔、群山蜿蜒,风云变换、红旗漫卷,万马奔腾、竟渡千帆,云蒸霞蔚、风光无限;我们一定会听到:溪流淙淙、珠玉落盘,春雨淅淅、飞燕呢喃,虎啸狮吼、鼓角震天,钟吕齐鸣、天地轰然;我们一定还会想象到:吴刚捧酒、常娥翩跹,昆仑崩壁、倚天抽剑,龟蛇起舞、神女欢颜,鲲鹏展翅、揽月九天。毛泽东,20世纪最伟大的书法家!古今书艺集一人,试看书家谁能敌!
   毛泽东的书法,将成为中国现代书法艺术发展的新起点!